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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祸

因为疫情的原因,很多留学生滞留在澳洲回不了家。也许对已经念大学的成年人来说并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对那些中学生来说就不那么容易了。

我老婆任职的学校里就还有十多位还处在青春期的小留学生们回不了家,只能待在学校宿舍里面度过这个圣诞。老婆作为international students coordinator(国际学生联络员?)不得不取消休假,每天都要去宿舍楼里面值班,挺着肚子当起了宿管阿姨。

有一天她值班到很晚回家,才知道学校白天组织学生们出去玩,返程的时候学生们目击了一场车祸,就是学校的大巴路过了一个车祸现场而已。按照学校的规定,老师就得挨个给学生家长通报情况,如果学生的情绪因为看见车祸出现起伏,拜托家长要协助学校做好学生的心理辅导。我十分不以为然。这些每年交五六万澳币学费享受精英教育的后浪们,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一场车祸就需要搞心理建设?真真是小题大做,颇有浪费教育资源的嫌疑。

孩子们住在单间宿舍,学校雇佣东西餐兼修的专业厨师,一日三餐小心伺候着。四季空调不断,光纤接入安保严格,连床褥都是每周一换,称之为豪华温室怕也不过分。课程设置也是走精英路线。就拿体育课来说,足球篮球游泳之类的自不必说,潜水,网球,竞速艇,甚至高尔夫球课都有。据我观察,这些课程绝不是搞什么门面装点,而是实实在在地系统化教育,市面上居然还有专门的私教补习班可供选择。澳洲中小学基本上都是九点上课,下午三点下课,可是就这所学校而言,学生们的课余时间一点都不比中国的学生们多。有人早上六点就得起床赶到学校练游泳,有人晚上八点才到家,因为学校要排莎士比亚。此外各种乐器,小到笛子大到管风琴,都有相应的课程可供学生选择。

这样的教育培养出来的孩子会因为仅仅目睹了一场普通车祸就出现心理问题了?老婆极力捍卫学校的做法与立场,认为孩子就是孩子,做好避险万一的工作是基于学校周全考虑的立场,心理疏导也是教育的一部分。我认为当代的孩子们过于脆弱,家长老师过于呵护,反而不利于成长。

最后,我们谁也没能说服谁。

被偷走的一年

今年年初二月春节期间,我老婆回国去了,我和两只狗狗留在澳洲。彼时正是山火肆虐的盛夏,隔三差五能闻到弥漫在空气里树木焚烧的味道。山火烧起来,浓烟蔓延数公里不算特别罕见的情景,有时甚至能顺着气流蔓延到彼岸的新西兰。

不知从哪里飘过来的烟雾

我家背靠着山,灌木密集,自己还觉得蛮紧张的,不自觉地会时时检查后院有没有堆积的树叶,腐烂的枯枝。电视里、报纸上都是横跨维州新州的史诗级山火的相关消息,气氛很压抑。跟人说话,差不多话题都是bushfires。塔州森林密布,小岛上安静平和的生活,被穿梭在各地的消防车的呼啸声撕裂寸断,十分不安。似乎到处都在燃烧。

一月初的某一天,我妈妈陪着老婆去武汉同济医院体检。检查完之后的当晚,老婆在电话里说,排队时前面的人被医生骂了,因为那个人没有戴口罩,医生似乎有点嫌恶没有戴口罩的病人。老婆当时戴了一只非常普通的棉布防寒口罩,医生见她的时候态度就平和了许多。我那时已经知道武汉有个所谓的未知原因的不明肺炎。这样的传言,SARS以后似乎年年都有,以为是流言不可信。听老婆絮叨完,也没有多想,反正她过几天就要来澳洲了。

大概到了中旬,我去机场接她的时候,武汉已经封城。消息传到我这个小岛,并没有激起多大的波澜,毕竟随时可能燃烧的大火才是最大的威胁。很多同事都知道我是武汉来的,他们会客套地问我,父母怎么样?真的不能出门?家里有吃的吗?我老婆反而很紧张,当时并没有落地隔离的政策,为了保险起见,她还是坚持我们两个人应该在家隔离。隔离期间,陆续传来的各种边境关闭的消息,我们只能感慨我们夫妻的运气太好,她没有困在武汉不能出来。

一位已经很久没联系的武汉同学,忽然问我父母有没有医院的熟人,能不能帮帮她联系一个病床。她一家四口,已经出现了感染。当时武汉一片混乱,我父亲说兵荒马乱的,大家战战兢兢,连自保都难,以前认识的医生都不接电话了。我当时还感叹人情冷暖,后来才知道自己太过小人之心,彼时他们已经忙到连挤出吃饭的时间都困难,更别提接电话了。我那几天一直在看手机看电脑,中文的消息就是肺炎,英文的除了山火还是肺炎,那时就想,世界末日不过如此。

九头神鸟不会死,湖北不会输。

黄河飞走了,楼还在。

长江汉水漫不过的堤岸千万年。

不服周,不信邪。

明天就立春了,我们一定能赢。

立春前,2月3日 ,我写在朋友圈的一首打油诗。

我妈妈一直叮嘱我一定要戴口罩,我们也通过各种方式买了几百个口罩,然而一直到现在就只用了两三个。岛上罕见有人戴口罩,加之间或传来因为戴口罩被辱骂甚至挨打的消息,我们也只能入乡随俗,硬着头皮自由呼吸了。

四月初湖北的疫情已经压制下去了。某天晚上,我的老板突然打电话给我:因为行业原因算高风险行业,她说董事会决定,公司准备在家远程工作了,我作为先期试行人员,即日起就不用去办公室了。我语气上颇为遗憾,心中一阵激动,毕竟在家意味着可以摸更多的鱼了。那时起,我每天懒洋洋地起床,下午早早地牵着两只狗去海边遛弯。路上行人罕见,偶遇几张熟脸,也几乎全都是遛狗。大家微笑以对,心照不宣,敬而远之。

入冬的海岸线寂静清冷,政府逐日地限制户外活动,整个城市似乎都慢下来,常常给我带来空城的错觉,自此我才稍微能体会到二月武汉人的感觉。七月份开始,澳洲大陆的病例开始剧烈增长,可是依然没有什么人戴口罩。自由党政府花了很多时间很多资源搞社交隔离,每周一次的疫情通报,几乎都是坏消息。我在大陆外的小岛上,飞机停飞了,海港码头也关了,病例甚少,一直到今日也一共只累计了234例。州长 Peter Gutwein 的民调一日高于一日,我至今仍然记得我的老板不经意间说的一句话,”We are lucky having a good premier”。

随着南半球慢慢地进入春夏季,澳洲的疫情基本上也算控制住了,封锁了半年之久的澳洲也渐渐活络起来。从这个角度看,我打心眼里觉得,自由党政府真的所作甚少,全赖天候变化。倘若这冬天再长一点,或许情况会更糟。可是北半球的冬季也来了,欧美的病例一直到现在还在剧烈的增长,疫苗已经问世,却也绝非药到病除那般神迹,这2020有些仓促,回想起来却又过于漫长。

回想这一年,我收获了什么?会思念家人,会敬畏生死,会担忧父母的安危,体会到了家庭的重要。而更意外的是,我的妻子怀孕了。2020年过去之后的三月,我就正式地成为我女儿的父亲了。我有时候会想,将来她若问我这个注定载入史册的2020,我应该如何回忆怎样答复?没有怀孕之前,正是武汉的至暗时刻,我想如果将来有儿子就取名叫刘武昌得了,妻子觉得不好。我觉得武运昌隆,真正是一个好的名字。然而真到了确定怀孕的时候,我反而也觉得不好。大难之后,人生不需要轰轰烈烈的昌隆。

翻书的时候看到道德经里面的一句: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我的闺女就叫刘以宁好了。老婆不要武运昌隆,幸福安宁总是不会错的。

连续几天的暴风雨刚刚过去,悉尼又发现了未知传染源的本土病例,截止到此时(2020-12-20 21:30),已发现了71个本土病例。连续76年没有停办过的跨塔斯曼海悉尼–霍巴特的帆船比赛取消了。

榜样的力量

因为广播里面的一则新闻笑了一早上。

今天澳洲政府首脑要在堪培拉开一个所谓的政府内阁会议,各州州长都要去堪培拉与首相啊各部部长之类的头头脑脑们一起开会商讨国是。然而,西澳的州长麦高文(Mark McGowan)说,对不起,去不了,只能和大家视频会议了。

麦高文州长的缺席理由很奇葩:因为前段时间南澳洲爆发了一场莫名其妙的covid疫情,西澳于是关闭了与南澳的边境,禁止境内的居民与南澳的人有物理接触。如今南澳的疫情已尽尾声,西澳的边境管制还没有解除。麦高文州长说他如果去堪培拉开会势必会与南澳的州长见面。这不仅违反了西澳的防疫禁令,还成了西澳的反面典型。他作为州长,要为广大州民树立榜样,法律之下人人平等,只能取消行程,搞搞远程视频会议了。

这种颇似小孩吵架一般的桥段拿来搞政治,并且还能在媒体上炒作一番,可见澳洲政坛的幼稚与不切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