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差距的“赶英超美”

《21世纪资本论》的作者托马斯·皮凯蒂，刚刚在四月份发布了中国贫富差距、分配不公问题的论文。

壮哉老皮，这次真的是给力了，我们来看一下当今世界研究贫富分化、资本积累、财富分配规律最权威的团队，是怎样看待中国问题的：

（论文地址：Capital Accumulation, Private Property and Rising Inequality in China, 1978-2015）

详细论文可以在上面地址里下载（英文版的），数据的选择、分析的方法、论证的过程可以去看原文，我这里只捡着重要的说。

在2015年，最富有的10%的人群占全部财产的比重为67％，最富有的1%的人群占全部财产的比重为30%。Top1%人均财产为835万元——是不是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夸张，不过要注意我国人口基数，top1%的人群就有1400万人。而最底层50%的人群，只占有全体财产的6.4%。

1978-2015年，中国公有财产比重从70%下降到30%，私有财产比重从30%上升到70%。

上图比较有意思，蓝色的线是官方数据中top1%收入占全体收入比（注意，上表中是财产，这里是2015年的收入，不要搞混），红色的线是皮凯蒂团队根据各种相关数据修正分析后的top1%阶层收入（具体怎么修正的官方收入可以去看原文）。可见，经过作者团队修正过的收入不平等数据要远远高于官方统计数据，可以说中国财富分配不平等现象被严重低估。

上图比较了1978——2015年中国、美国和法国各阶层人群收入的增长率。三十多年来，中国的最富1%收入年均增长8.4%，底层50%收入年均增长4.5%；美国的两组数据分别为3%和0。可以看到，1978年的中国比美国和法国都要平等，而当今中国的不平等程度已经超过了法国，接近美国。

看完了收入再看财产，上图显示中国最富10%人群的财富同样完成了“赶英超美”——在2005年前后不平等程度超过法国，并飞速接近美国。

何不食肉糜：割裂的社会阶层

某视频自媒体的一番言论，在近日引发了广泛热议：

我想说的是，做这类自媒体节目，重要的是抓住自己的粉丝，不是什么正确说什么，而是什么吸引眼球、什么能引起粉丝共鸣说什么。所以说看到“办公室白领是社会底层”这种专门戳人痛点引发传播的言论，也就见怪不怪了。不过我想说的是，根据2016年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6年我国网民7.31亿 互联网普及率53.2%。根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 的数据，我国当前中国智能手机普及率58%。这些人拿着智能手机、上着网，听着自媒体节目，恐怕还谈不上“社会最底层”吧。

那么真正的民工是什么样的，是不是真的“随随便便”就获得了优于城市白领的生活，引用腾讯“活着”栏目 第五十二期的报道《农民工老了》（摄影/吴家翔 编辑/王崴）：

黄昏时分，北京五环外的一处建筑工地旁，55岁的老范坐在马路牙子上吃着他的晚饭。三个馒头、一袋混合着豆腐干、花生米和零星肉食的小菜，共价值5元。路边熙来攘往的车辆扬起的灰土，被他就着馒头咽进了肚子里。像老范这样的老龄农民工并不在少数，中国人最忧心的“未富先老”的挑战已经抢先一步在农民工群体中显现。

晚上下班后，老冯回到宿舍吃饭。他的晚饭是5个包子，一个1块钱。宿舍里太热，人又多，老冯一边吃饭一边拿毛巾擦汗，屋里弥漫着浓重的汗味。

河北人老辛今年59岁，四年来一直在工地上给人做水暖工程，来北京之后他最奢侈的就是花八十多块钱给自己买了件衣服 ……

五块钱的晚餐、遍布蚊蝇的集体宿舍、一辈子最奢侈的衣服八十块，城市白领可以自行比较一下自己的生活质量。这其实反映了一个社会问题，这些城市小白领、在网上发声的年轻人，他们不是看不起农民、农民工等底层劳动者，他们是看不见这些人。这种类似“何不食肉糜”的无病呻吟恰恰反映了社会的割裂。我有一位在法国生活了十年的朋友跟我说，欧洲社会上层、中层、下层分界非常明显，这些人们的生活几乎一辈子没有交集，而且几乎没有阶级晋升的社会流动。比如一位上层精英，平时出入高级商场，住在市郊高级社区，开车出入核心CBD，生活中完全可以跟下层社会绝缘的，更不用提工作交集了。各个阶层的生产生活、经济运作，已经类似平行状态、完全绝缘，带来的除了是阶级晋升的困难、人民对于自身命运的悲观，更有各阶级之间的陌生、不理解乃至是歧视、敌意。

绝望的底层：努力并不能脱贫

对底层社会的污名化、歧视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这是贫富分化愈演愈烈注定带来的副作用，同样也有深层次的心理原因。人们希望相信自己生活在一个公正的世界里，而善人遭恶报，恶人有善报，这样一个不公正的世界，显然不是我们所愿意看到的。一旦“公正世界”的信念受到威胁，人们在面对这个世界时会缺乏自信，丧失对世界的控制感，这也不是我们所愿意接受的。因此，人们更倾向于认同世界是公正的，虽然这种信念的内容并非真实的。而在一个公正的世界里，只有坏人才会得到惩罚，所以被持续惩罚的“受害者”就必须是一个坏人。因此，人们更倾向于责备受害者，认为他们是罪有应得，来满足自己内心脆弱的的“公正世界信念”——这便是著名的“公正世界信念”谬误。

基于此，人们倾向于认为，底层人民的贫困是咎由自取，是懒惰、是愚昧导致他们活该受困于现在的贫穷。但是他们往往忽略了一点，懒惰、愚昧、低素质，有时候往往是贫穷的副产品。但是人们更愿意颠倒一下因果关系，以至于让自己的心里好受一些。

更何况，“努力”真的能让人摆脱贫困吗？根据统计局发布的2015年农民工监测报告，我国2.77亿农民工月平均工作25.2天，平均每天工作8.7小时，合计平均每月工作219.2小时。而我国劳动法规定的每月劳动时间为166.6小时，加班不得超过36小时。可见，我国农民工平均每月超时劳动16.6小时。在富士康等企业，工人们在生产旺季的平均加班时间能达到80小时一个月，有些工人甚至加班160小时[ “新生代”ilabour课题组，关于富士康公司工资、工时与工会调研，中国工人，2015(8)]，这达到了19世纪欧洲的工时水平。在相当多的企业，工人们还会被要求“义务”加班而没有加班费。除此之外，企业不给外来务工人员交社保、工伤不赔偿、拖欠薪水等现象非常普遍。然而穷人为什么不抗争呢，不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呢？因为这样做之后，你连工作都没了，为了养活自己，必须服从于这种不平等。你能去恣意指责，这些底层劳动者“不努力”吗？然而辛勤的劳动依然无法使他们摆脱贫困，一句话——穷人，是永远受资本支配的奴隶。

穷，和懒从来没有必然联系，贫困问题有着更深层次的社会原因。自奴隶社会起，就存在了“辛苦的穷人”，奴隶的一切都是属于奴隶主的；农民要将大部分的粮食作为地租；工人剩余价值被剥削后仅能维持自己的生活……2012年中国城市人均GDP排名前十分别是：澳门、香港、克拉玛依、阿拉善、鄂尔多斯、东营、大庆、包头、无锡和海西，大多是靠石油、煤炭等自然资源起家；而同年中国城市日均工作时长排名前十的是：广州、杭州、上海、深圳、郑州、青岛、北京、武汉、南京和天津，两者无一对应。

学者姚建平根据统计《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得出中国住宿餐饮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制造业等七大行业的劳动报酬低于社会平均劳动报酬，其就业人员的平均劳动报酬都没有超过社会平均劳动报酬的60%。鉴于如何衡量贫困在中国还没有统一的标准，以国际贫困线（通常是该国家或地区社会平均收入的50%）作为贫困标准，这七大行业工作的劳动者绝大部分都是工作贫困者。

而这些行业恰恰加班严重、工时超长，《2014中国劳动力市场报告》显示，住宿和餐饮业劳动者平均每周工作时间长达51.4小时，排名所有行业平均周工时第一；建筑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分列二至四位，且以上四个行业均已超过法律规定的“特殊行业”周工时49小时界限……依照《劳动法》规定的日8小时标准，这些行业的工作者平均每周只能休息一天甚至更少。

最近，“丧文化”在年轻人中非常流行，《光明日报》还专门发表了一篇文章《引导青年人远离“丧文化”侵蚀》：

“我差不多是个废人了”“其实并不是很想活”“漫无目的的颓废”“什么都不想干”“颓废到忧伤”，这些散发着绝望特质的话语，配上生动的“葛优瘫”“懒猫瘫”等表情包，成了新聊天形式的流行内容。从这些话里，我们明显地感受到了某种情绪——什么都不想干、只想蹉跎岁月、找一个最省事省力的方式活着的消极情绪。这与大家对青年朝气蓬勃的一贯印象格格不入，令人费解，也令人担忧。

官方的媒体看问题倒是看到了，然而看到了能说明什么问题呢？单靠喊几个口号，进行几轮思想教育，强迫学生背点正能量价值观，年轻人就能不“丧文化”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永远坚持唯物史观的立场，永远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关系分析问题，年轻人为什么“丧”，简单得很，工作压力过大，上升渠道渺茫，别说事业有成开创未来什么的，就连房子都买不起。人又不傻，你能看到的未来预期就这么点，努不努力差别不大，那肯定就“丧”起来了。日本的现在就是我们的一面镜子。还是那句话，当你发现努力、奋斗都改变不了什么的时候，那还奋斗做什么呢？

所以说，当看到一些用得起智能手机、上的起网刚刚摆脱“社会最底层”的年轻人，意气昂扬地在朋友圈里刷着《我拉黑了朋友圈里所有的穷人》《致贱人，我为什么帮你》的时候，当看到越来越多的把贫穷原因归咎于到的原罪的时候，我不禁想问一句，当你认为贫穷是咎由自取、是“不努力”的时候，你能通过“自身努力”实现阶级晋升吗？

驱离的世界：分化的高速列车

如何准确定义我们这个世界，不平等？固化？不不，这还远远不够，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全球思想联合委员会主席莎士奇亚·萨森，用这样一个词来形容我们当前的世界——Expulsions，驱离。

在其著作《大驱离》中，萨森指出，就像环境的破坏从污染土壤、水源开始，进而破坏整个生态圈，驱逐这个区域内所有的生物，经济运行的逻辑也是如此。当今的经济体制会让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这不单单是个固化的趋势，还会有一个动力在后面推着那些被“驱离”的人——中产阶层可以一夜间沦为新贫，而穷人被排除整个主流社会，永无翻身之日，处境还会每况愈下。萨森这样解释“驱离”效应，起初你只是贫穷，然而你会面对各种疾病、天灾、暴力、法律缺失的处境，慢慢你会无家可归、食不果腹，处境更加糟糕，最终被世界所抛弃。再比如穷人们连网络、智能手机都使用不到，对比整个社会的发展这不仅仅是原地踏步，而是倒退，这就是“驱离”的力量。

今年刚刚离世的英国思想家齐格蒙特·鲍曼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在其著作《工作，消费，新穷人》中，鲍曼指出，当今社会（无论是国内还是发达国家）一个很明显的现象，那就是对底层、对穷人持续的污名化过程。不同于“劳工阶级”（working-class）意味的穷富对立，”下层阶级”（lower-class）指向的潜在社会流动，”底层阶级”（underclass）一词的出现并风行，成功建构起了一个无用且危险的穷人形象。Underclass一词，最初是由缪尔达尔在1963年预言”去工业化”的危险时首次使用的，即工业生产的萎缩，可能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口永久性失业和没有资格受雇。这个词汇在很长时间里并未引起太多注意，直到70年代末期（也是福利国家制度开始遭受重挫的时代），在大众媒体和公共共识中，”底层阶级”逐渐演变为”穷人”的代名词。

在美国各州的司法案例和判决书中，“底层社会”这个词语的出现往往伴随着很长的相关列举——少年犯、辍学这、瘾君子、单身母亲、抢劫犯、纵火犯、未婚妈妈、皮条客、乞丐、暴力犯罪——用可怕的定性词语让所有体面人放下心中的道德包袱。伴随于此，两个相关的概念也开始同时被贩卖：首先，贫穷不再是一个社会议题，而只关乎个人选择。沦为底层阶级被视为是自主的选择——故意的或者默认的。用鲍曼的话说就是：“指责穷人因为不愿意工作而陷入惨境，因此给他们安上道德堕落的罪名，且把贫穷当成是对罪恶的惩罚，成为了工作伦理在全新的消费社会里的最后一项任务”。————有没有很眼熟，我们的朋友圈热文是不是就习惯用这种“道德谴责”来弱化贫穷问题的社会属性。

在传统资本主义社会，穷人和富人们地位虽然不平等，但精神上依然是平等的。然而现今穷人们被排除在正常生活之外，精神上已不再具有平等性，并产生了耻辱感、内疚感。鲍曼指出，并不能将”贫穷”简单折价为物质匮乏乃至身体痛苦，它同时亦是一种心理折磨与社会压迫。

在书中鲍曼绝望地写道：“今天的穷人，比任何传统意义上的穷人，比任何过往时代的穷人，都更为无望，更为痛楚。”他们不再是宗教意义上的救赎对象，也不再充当生产社会里稳定的劳动后备军，帮助穷人已经丧失了任何经济利益，他们被彻底逐出了道德义务的世界。那么穷人的出路在哪里，鲍曼也很悲观，无论在书中还是知道他生命结束，都没有给出一个关于未来的分析预测。

不过在我看来，要把人类社会当成一个动态的发展历程来看，我们处在的这个时代太过短暂太过微不足道，未来的世界还是充满了变革的动力。新时代底层年轻人身上的政治潜力是一个有待探索的领域：他们是不满的源泉，却未能展开新的政治想象；他们在阶级固化中幻灭，却不断地再生产着与消费社会相互匹配的行动逻辑；他们关心社会的变革，播散着从自由民主、平等多元、民族主义到全球化等各不相同、自相矛盾的价值，却甚少将他们对自身命运的思考与“被剥削的阶级”这一概念及其未来联系起来。这一切，都是留给未来可以想象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