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德十年 – 季羡林

一转眼,时间已经到了1939年。

在这以前的两年内,德国的邻国,每年春天一次,秋天一次,患一种奇特的病,称之为“侵略狂”或者“迫害狂”都是可以的,我没有学过医,不敢乱说。到了此时,德国报纸和广播电台就连篇累牍地报道,德国的东西南北四邻中有一个邻居迫害德国人了,挑起争端了,进行挑衅了,说得声泪俱下,气贯长虹。德国人心激动起来了。全国沸腾了。但是接着来的是德国出兵镇压别人,占领了邻居的领土,他们把这种行动叫作“抵抗”,到邻居家里去“抵抗”。德国法西斯有一句名言:“谎言说上一千遍,就变成了真理。”这就是他们新闻政策的灵魂。连我最初都有点相信,德国人不必说了。但是到了下半年,或者第二年的上半年,德国的某一个邻居又患病了,而且患的是同一种病,不由得我不起疑心。德国人聪明绝世,在政治上却幼稚天真如儿童。他们照例又激动起来了,全国又沸腾起来了。结果又有一个邻国倒了霉。

我预感到情况不妙,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了。

事实证明,我的预感是正确的。

1939年9月1日,德国的东邻波兰犯了上面说的那种怪“病”,德国“被迫”出兵“抵抗”,没有用很多的时间,波兰的“病”就完全治好了,全国被德军占领。如此接二连三,许多邻国的“病”都被德国治好,国土被他们占领。等到法国的马其诺防线被突破,德军进占巴黎以后,德国的四邻的“病”都已完全被法西斯治好了,我预感,德国又要寻找新的病人了。这个病人不是别的国家,只能是苏联。

事实证明,我的预感又不幸而言中了。

1941年6月22日,我早晨一起来,女房东就告诉我,德国同苏联已经开了火。我的日记上写道:“这一着早就料到,却没想到这样快。”这本来应该说是一件天大的事,但是德国人谁也不紧张。原因大概是,最近几年来,几乎每年两次出现这样的事,“司空见惯浑无事”了。我当然更不会紧张。前两天约好同德国朋友苹可斯(Pinks)和格洛斯(Gross)去郊游,照行不误。整整一天,我们乘车坐船,几次渡过小河,在旷野绿林中,步行了几十公里,唱歌,拉手风琴,野餐,玩了个不亦乐乎,尽欢而归,在灯火管制、街灯尽熄的情况下,在黑暗中摸索着走回了家。无论是对我,还是对德国朋友来说,今天早晨德苏宣战的消息,给我们没有留下任何印象。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我刚三岁,什么事情都不知道。后来读了一些关于这方面的书,看到战火蔓延之广,双方搏斗之激烈,伤亡人数之多,财产损失之重,我总想像,这样大的大事开始时一定是惊天地,泣鬼神,上至三十三天,下达十八层地狱,无不震动,无不惊恐,才合乎情理。现在,我竟有幸亲身经历了规模比第一次世界大战要大得多、时间要长得多、伤亡要重得多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端。可是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大戏,开端竟是这样平淡无奇。事后追思,真颇有点失望不过瘾的感觉了。

然而怪事还在后面。

战争既已打响,不管人们多么淡漠,总希望听到进一步的消息:是前进了呢?是后退了呢?是相持不下呢?然而任何消息都没有。23日没有,24日没有,25日没有,26日没有,27日仍然没有。到了28日,我在日记中写道:“东战线的消息,一点都不肯定。我猜想,大概德军不十分得手。”隐含幸灾乐祸之意。然而,在整整沉默了一个礼拜之后,到了又一个礼拜日29日,广播却突如其来地活泼,一个早晨就播送了八个“特别广播”;德军已在苏联境内长驱直入,势如破竹,一个“特别广播”报告一个重大胜利。一直表现淡漠的德国人,震动起来了,他们如疯似地,山呼“万岁”。而我则气得内心暴跳如雷。一听特别广播,神经就极度紧张,浑身发抖,没有办法,就用双手堵住耳朵,心里数着一、二、三、四等等,数到一定的程度,心想广播恐已结束;然而一松手,广播喇叭怪叫如故。此时我心中热血沸腾,直冲脑海。晚上需要吃加倍的安眠药,才能勉强入睡。30日的日记里写道:“住下去,恐怕不久就会进疯人院。”

我的失眠症从此进入严重的阶段了。